《诗经》时代与尚武精神 感受器的作用

《诗经》时代与尚武精神 感受器的作用

【图语:诗经与尚武精神】  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周人的生活面貌。 闻一多曾说:《诗经》时代的生活,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蜕壳……真正《诗经》时代的人只知道杀、淫。

《诗经》中武字出现45次之多,显示出浓厚的尚武精神。

尚武精神源于周人对力量的崇拜,周族以农业立国,因此以周作为国名,甲骨文为,看上去就像一块农田。

农业的发展依赖人力,因此对主要劳动力男性的审美标准之一,便是孔武有力(《郑风·羔裘》)。

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周代宗法社会里,人口多寡关系到宗族强弱,因此生育能力十分重要。 那些体型硕大无朋(《唐风·椒聊》)的女性因被认为具有强大的生育能力而受到追捧。 周代政权,以牧野之战的形式从殷人手中获得,因此在政治上也崇尚武力,共武之服,以定王国(《小雅·六月》)。

脱胎于农业生产、壮大宗族、维护政权需要的力量崇拜,是《诗经》时代尚武精神产生的土壤。 《诗经》尚武精神主要体现在战争诗、田猎诗、武舞诗中。

  首先,战争诗多刻画周人车马盛备、武器精良、士气高昂、军纪严明。 第一,马、车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,它们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代表着一国的战斗能力。

《诗经》中对车马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。

四牡骙骙(《小雅·六月》)、四骐翼翼(《小雅·采芑》),战马强壮威武、严整有序。

《鲁颂·駉》一诗更是出现骊骓骍骐等16种不同毛色的马。 其车三千(《小雅·采芑》)、公车千乘(《鲁颂·閟宫》),战车数量繁盛,阵容强大。

第二,武器是士兵进攻敌人的基本工具,士兵能否奋勇杀敌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。 商周时期的兵器,已从木、石、骨、角等材质跨入金属兵器阶段,大大提高了杀伤力。 《诗经》中出现多种金属兵器。 如《秦风·无衣》《大雅·公刘》《商颂·长发》中出现了戈、矛、戚、钺、刀等格斗兵器。

《秦风·小戎》《秦风·无衣》中出现了盾、甲胄等防护兵器。

《秦风·无衣》《卫风·伯兮》中出现了戟、殳等新型车战兵器。 第三,士气是战争的灵魂,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。 《吕氏春秋·决胜》云:民无常勇,亦无常怯。

有气则实,实则勇;无气则虚,虚则怯。 《诗经》中常用时维鹰扬(《大雅·大明》)、武夫滔滔(《大雅·江汉》)、如雷如霆……如震如怒(《大雅·常武》)等,刻画周民族在南征北战中势如惊雷、锐不可当的勇武面貌。

第四,军纪是军队的命脉,师出以律,否臧凶(《周易·师卦》),军纪严明则军兴,军纪涣散则军衰。 《诗经》中对军纪的描写所在多有,如烝烝皇皇,不吴不扬(《鲁颂·泮水》),鲁侯征伐淮夷全胜而归,军队肃静无哗,整齐行进;又如之子于征,有闻无声(《小雅·车攻》),周宣王田猎完毕,人马整肃,静默无声。 胜利时依然保持严整静穆,其军纪之严明可见一斑。

对战争元素的描写,刻画出《诗经》时代周人时维鹰扬如震如怒的大国风貌。   其次,田猎是当时重要的战备方式。

《豳风·七月》《周南·兔罝》《秦风·駟鐵》《小雅·车攻》《小雅·吉日》《齐风·猗嗟》等都是描写田猎战备功能的诗。 《豳风·七月》的载缵武功一语道破田猎的武功功能,《传疏》云: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猎,则继续武事,年常习之,使不忘战也,周人以田猎练习武功、增强体力、训练军事技能。 田猎也是民众的日常健身方式之一,《郑风·叔于田》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就是写周人日常田猎之诗,周人在这种充满格斗性的活动中塑造勇武精神。   再次,排练武舞是当时训兵操练的重要方式。 参加武舞的人员,要手持兵器模拟战斗动作,这样既可以熟悉战斗技能,以为实战做必要的准备,又可以激励舞者与旁观者的战斗热情。

闻一多曾指出,除战争外,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,是唯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。 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,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。 相传武王进攻朝歌的前夜,至于商郊,停止宿夜,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(《尚书大传》),用武舞作为正式战斗的预热。 《诗经》中的《大武》舞就是一支著名的武舞,由《周颂》的《武》《赉》《般》《酌》《桓》等乐曲组成,直接呈现挥舞兵器的战斗场面。   战争、田猎、武舞诗,洋溢着浓厚的尚武精神,但《诗经》时代的尚武精神并非指向穷兵黩武,而是受到礼乐文明的深刻影响。

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,以诗礼相成为手段,矢其文德,洽此四国(《大雅·江汉》),使文德教化遍布天下。

郁郁乎文哉的周礼,大到国家制度、小到服饰器具,无不通过严格的等级秩序,使周人脱离蒙昧,社会秩序井井有条,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时代。 这一时期的尚武精神受到礼乐文明的影响,几代明王都在重德的基础上,既使武力发挥保家卫国的作用,又试图避免穷兵黩武,努力契合止戈为武的武之本义。

如文武王开国之战、周公平定三监之乱、周宣王南征北战实现中兴,都是为了制止暴乱、安定国家。 到了东周,礼崩乐坏,尚武精神失去文德的制约而流变为无道的军备竞赛。 如《诗经》中的爰居爰处爰丧其马(《邶风·击鼓》)战士远征,不知自己将魂归何处,空留战马;琐兮尾兮,流离之子(《邶风·旄丘》),生于乱世,流离失所。 春秋时期的战争诗,大多体现了劳苦大众对战争的哀怨。   因此,《诗经》所弘扬的是允文允武(《鲁颂·泮水》)、文武兼备的尚武精神,既有奋发向上的雄健豪迈,又有礼乐文明的温情脉脉。 《诗经》时代的周人也大多文武兼备、文质彬彬。 如周公,既有制礼作乐的文德,又有平定三监之乱的武功;尹吉甫,既能挥戈退猃狁,又赋诗《大雅·崧高》《大雅·烝民》,是杰出的诗人。 那时,文官和武官没有明确的界限,治国理政是文官,出征作战是武官。

为了培养这种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,周代教育也兼涉文武,六艺中,礼、乐、书、数是文化科学知识,射、御是军事能力。

可以说,文武兼备既是周代的民族气质,也融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气质。   尚武精神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需。

大秦帝国凭借强势的武力横扫六国,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王朝;汉代灭匈奴、破楼兰、平羌人,威慑四方;唐灭突厥、御吐蕃,耀威于域外。 宋代重文轻武、武备废弛,当外敌入侵时无力抵抗;曾金戈铁马的清代八旗兵,政权稳固后逐渐腐朽,最终在战场上一触即溃……国家存亡有赖于适度而强大的武力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军队的根本职能就是打仗,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,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,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。 经过近代被动挨打的磨难,我们更要提倡尚武精神,满足新时代我军有效履行职责使命的战略要求,革新军事技术、保证军费投入,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,锻造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,毫不松懈地做好练兵备战工作,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。 同时避免穷兵黩武,中国的强军梦是和平梦,不是霸权梦,中国军队是为维护和平、制止杀戮而战。 正如方玉润总结《大雅·常武》时所说,特恐后世子孙以武为常,而轻试其锋;又恐后世臣民与武相忘,而竟无所备,是皆不可以为常。

武为生存之必需,故不可不备!穷兵黩武则贻害无穷,故不可轻试其锋。   (作者单位: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)。